记者 | 江敏
杨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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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底校内直升摇号结果出来当天，王会锋所在的家长群炸了锅。
他的孩子就读于上海浦东平和双语学校（后称平和），今年有147位五年级学生参加升学摇号。尽管第一轮校内直升成功率高达92%，比往年的70%还要高，但仍有12位孩子没能顺利摇上，而且大多是学霸。
据王会锋介绍，有一位英语特别好的孩子在第二轮全市摇号后，退而求其次的申请了一所冷门民办学校，仍未成功。
“大家才意识到，这是货真价实的摇号，没什么猫腻。”王会锋告诉界面教育，从摇号政策公布以来，身边的家长怀抱着侥幸心理：只要你牛，学校不会把你摇出去。
“围观小升初的这一届学生后，我才意识到阴谋论根本不存在。”他说。
去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下称《改革意见》）印发，明确提出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纳入审批地统一管理，与公办学校同步招生；对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的，实行电脑随机录取。
此后，吉林、杭州、江苏、上海等全国多个省市接连调整今年幼升小、小升初招生政策，并出台细则。
各地摇号结果陆续出台，家长与民办教育从业者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子女教育规划和学校运营。
“一条红线，隔开了校门，红线下就是出局学生的名字。”
《2020年上海市民办一贯制学校直升电脑随机录取结果》（下称《录取结果》）公布后，王会锋将浦东区的一贯制民办学校研究了一遍。在看到密密麻麻的名字后，他有点慌。
王会锋运营着一家名叫博拉图学院的留学机构。“教育规划”不仅贯穿他的整个事业，也践行在自家孩子的身上。幼升小时，他采取的是“冲民办、学区房保底”的两手准备。最后在浦东福山正达和平和两校之间选择了后者。
“完全没想到小升初时会施行摇号政策。”按照原有计划，他打算让孩子在平和一直读到高中毕业，再去国外读本科。
他为孩子在各阶段设立了小目标：三年级考小托福，四年级玩辩论，七年级准备托福，十年级考SAT，平时培训奥数，语文阅读和英文阅读两手抓。
在摇号来临前，这些准备工作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他孩子在二年级时就开始阅读美国分级读物RAZ，以及Wordly Wise3000；三年级时，准备小托福考试。
在牛娃遍地的好学校里，王会锋自认算不上“鸡血”家长。“身边的学霸娃每天3点放学后就去英语培训机构，周一到周五雷打不动，周末还得参加奥数、乐器、运动和竞赛培训。”王会锋告诉界面教育。
政策的出台打乱了家长们的规划。
去年《改革意见》发布后，已有一批家庭闻风而动，试图为孩子规划低龄出国留学的道路。王会锋告诉界面教育，今年5月上海全市摇号前，身边许多就读于民办双语学校的家庭放弃了摇号，选择通过学区对口申请公立学校。他自己也开始准备购买初中学区房。
各地摇号政策稍有不同。银川小升初率先取消面谈改为全部摇号，上海等地则采取直升和电脑配位结合的方式。但该政策让家长们的不确定感增强，迫使他们筹划更多选项。
“甚至还有找我打听美国哪些小学可以接受海外学生的家长。”
作为国际教育从业者，王会锋早在去年就收到不少低龄段的留学咨询。但因为疫情，有此意向的家庭便搁置了计划。
现任久宇思国际教育合伙人的杨飞告诉界面教育，他们接受类似的家长咨询量比往年多出近一半以上。“以前我们的主要业务以英美高中留学为主，今年初，有不少家长开始咨询英国小初中留学。”
来咨询的家长主要有两类，一类并未打算让孩子在低龄段出国，仅将此作为后备方案；另外一些则有出国规划，国内升学政策变化迫使他们将计划提前。
英国小初中之所以受到格外关注，一来是因为其“公学文化”对追求精英教育的家长们仍有卖点；此外，不同于美国，英国及英联邦国家对低龄留学的家长设有陪读签证，更方便父母照看。
“通常升学前一年开始申请即可，而且其体系也允许学生转学至更好的学校。”杨飞介绍道。
但咨询量上升并不意味家长们会付诸行动。已有13年从业经验的杨飞表示，家长们现在很难做决定，因为低龄留学对资金要求高，而且各学校讲究个性化，公开信息不多，需要与校方直接联系，这也为家长们设置了申请门槛。
除去英国读小学外，希望将孩子留在身边的家长们开始寄希望于“插班”这一路径。因摇号政策受到重创的国际学校升学机构也不死心，尝试宣传“插班”备考以找寻生存机会。
“实际上，插班入学难度更大。以西安高新系学校为例，教育局对该校班级数量和学生名额有严格规定。如果校内有学生转学，才有可能留出名额，而且非常少量。”杨飞对界面教育说。
在他看来，积极寻求备选方案的家长们更需要自我纾压。
“一些孩子四五岁就得参加很多幼升小培训，上学后又参加各类学科和特长培训，不仅对孩子成长发展不利，对家长来说也是非常大的压力。”
家长们迫切寻求备选方案，民办学校们也在面临生源随机分配带来的不确定性。“生源很重要，但更重要的应该是其教育理念和教学水平，是否真能从各方面培养孩子的能力。”杨飞说。
在中美公立学校有30年教学管理经验、现担任西安交大苏州研究院英澳国际高中校长王文认为，摇号政策之后，民办学校不再能挑好学生，而是得修炼内功“教好学生”，后者更考验学校的运营能力。
“以前，民办学校可以自主招生，通过学校理念、硬件先吸引好生源，生源好了以后让它产生良性循环，做出口碑。但如果招不到好学生，学校运营就会越走越难。”王文对界面教育表示。
最为直接的考验是师资能力。王文认为，善于带好学生的老师不一定善于教好普通学生和学习能力弱的学生。
“天赋好，学习能力强的学生可能不需要老师多费力就能在学业和其他方面表现优秀。而对普通或学习能力弱的学生，不仅需要老师更有耐心，还需要不一样的教学方法，效果可能还无法达到好学生的水平。”王文说。
在公民同招之前，优秀生源给民办学校带来的好处还不止这些。精英家庭背后的家校关系，以及家长们通过社会人脉贡献给学校的活动资源等都是学校发展的养分。
这些在生源均衡化之后可能难以为继。“一年时间太短或许看不出这一变化，但三四年以后，因为优质生源带来的光环就会渐渐消失。”王文说。
尽管她所在的苏州地区尚未受到摇号政策的强烈冲击，但在王文看来，摇号政策的确是在保障教育公平。“这也让从业者在思考民办教育存在的意义，如何更好的为公立教育提供补充。”
她认为，社会在关注到掐尖影响教育公平的同时，也应思考教育公平的深层含义。
“想要在未来高科技领域增强竞争力，必须给真正天赋秉异的孩子更多脱颖而出的机会，我们需要乔布斯和马斯克那样改变世界的人。”
在学校反思办学能力的同时，家长们也正在重新找回理智和主动权。
由于限购，王会锋不得不挂牌先卖掉另一处房产才能购置学区房。在等待卖房时，王会锋让自己冷静了下来。
摇号政策并没有改变大部分家庭的教育规划，只是暂时打乱了原有规划。从数字来看，上海民办学校录取率从4：1上升到了1.4：1，即便没有摇上号的家庭也表示，将继续准备，争取插班等机会重回心仪学校。
“就像将月季移栽到另外的盆里，它会暂时蔫一段时间，但还是会继续扎根下去，假以时日，它又会蓬勃茂盛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