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月 26 日晚，五四运动 100 周年纪念日前夕，出版公司世纪文景和独立书店单向空间在北京举行了一场名为“1919，百年激荡：多元意义的跨界解读”的活动。
这场活动的嘉宾来自北京最著名的三所大学和不同的三个学科，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教授杨念群、北京大学哲学教授李猛、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应星。他们讨论的内容围绕杨念群的新书《五四的另一面：“社会”观念的形成与新型组织的诞生》展开。
活动开始，杨念群概述了自己新书《五四的另一面》的内容，觉得大家一般关注五四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比较多，但对“莫姑娘”（moral）注意得不够，而“莫姑娘”和五四前后的“个人主义”思潮有着重要联系。另外，他认为，理解五四，不应该把它仅仅局限在五四这一天，而应该从长时段来理解五四，向前可以追溯到科举制的废除，往后至少可以拉长到 1940 年代。因此，他分析了从后科举时代到社会改造出现过程中，无政府主义起的重要作用、个人主义的兴衰，以及社会主义最后如何取代无政府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过程。
杨念群的演讲结束后，李猛和应星从各自角度，分享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并和杨念群做了讨论。
李猛比较关注无政府主义的部分，“无政府主义在从共和阶段到 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特别是北伐之后，中国社会下一步的进程中，到底起了什么样的关键性的转折作用？我一直觉得杨老师提出的这个视角，对于我们理解五四的长期意义而言，非常受启发，可能将来需要更深入地理解伦理革命在整个中国近代社会的组织重建，特别是对现代国家而言的一个非常悖谬的现象——为什么反国家主义的无政府主义会对未来中国现代国家的建设道路起这么重要的作用？”
应星则比较关注中国激进主义思潮兴起的过程，“如果我们盯着五四，往往看到的是北京的大学校。而我关心的课题，共产主义在地方的兴起，其主力是师范生和高中生。另外，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所谓的新型组织和学校是共生的。这些中学生、师范生在学校生活之外，要创建自己的政治会和工读学校，而这往往成了通向激进革命的非常重要的通道。”
“今天我特别高兴请来了李猛和应星两位教授进行对谈，我们想进行一些所谓跨学科的对话，甚至是跨界的对话，把五四看作一个开放的系统，一个带有一种立体的，包含各个面相的、非常有意思的系统，看看这些不同的面相之间是不是能形成一些碰撞和对话，从而深化我们对五四这段历史本身的观察。”杨念群在现场说道。
跨学科其实也是杨念群的特点，他长期致力于从跨学科、跨领域的角度探究中国史研究的新途径，著有《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等，并主持有《新史学》丛刊（中华书局版）及“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丛书。
他 1964 年生于北京，家族里出了不少名人，比如曾祖父是晚清名人杨度、曾外祖父是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外婆梁思庄（梁启超次女）是图书馆学家。相比长辈，他的经历显得比较简单，一直在中国人民大学求学，获得历史学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现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杰出人文学者特聘教授和清史研究所教授。
活动末尾，有现场观众认为精致的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存在相似之处，提问怎么区分个人主义的优点和缺点？但是，这个问题其实是对个人主义的误解，某种意义上，也可将其看作个人主义在中国衰落的原因之一。
“精致利己主义者是没有边界地认为自己是核心，完全自我中心的一种错误状态，但是个人主义恐怕不是这样。个人主义最重要的一个原则是你得遵守基本的契约，有契约精神。没有契约精神，没有对具有大众倾向的公共利益的基本尊重，没有划分公私界限的基本的自觉，这才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个人主义不是用简单的自私自利能概括的，所以不要把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划上等号，这是两个不同概念，也是截然不同的状态。”杨念群回答道。
最后，经《好奇心日报》编缉后，杨念群的发言内容如下，希望对你有所得。
五四今年恰逢一百周年。一般我们中国的史学界有一个习惯，每逢什么事件到百年的时候，甚至不到百年，但在某一个时间节点的时候，一定要大规模纪念或者大规模讨论。我称之为“纪念史学”，“纪念史学”讨论的话题可能都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比如我们讨论五四，肯定要讨论到民主、科学这些概念，或者民主、科学怎么在中国落地生根，它的演变，有什么人去推行它，怎么样去接受它，或者它对中国历史的整个变化产生了什么影响，等等。因为五四已经到了一百年了，我们不能总是讨论一些旧的话题，我们应该讨论一些新的话题。这本书想从新的方面、新的路线，对五四的一些可能被遮蔽的，或者说被忽略的面相，进行一些展示。
如果谈到五四，可能有两条线索，或者说两种故事。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中学、大学的教科书里，都把五四看作一场政治运动，它的缘起基本上是因为当时要签巴黎和会协议，最后引起了国内的激愤，五四运动由此爆发。这是一场政治运动，或者说是广场运动，而且诱发了一系列的涉及各个阶层的一些激烈反应，比如罢工、罢市等等。五四在这个意义上被定位。同时，我们也知道，五四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年轻一代的激进活动家，这也是五四为人熟知的意义之一。从政治的角度来解读五四，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个故事。
但这是我们的主流叙事，另外一个叙事，或者另外一种对五四的说法不太一样。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掀起了“胡适热”。胡适和一些当时跟国民党相关的知识分子，把五四理解为一场自由主义的运动。胡适把五四定位为一场文艺复兴运动，把五四看作一场文化运动。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五四又是另外一个故事，可以用另外一种叙事方式表达出来，这个故事也可以从文化的角度讲。这和从政治的角度讲完全不一样。这两个角度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立的，同时又相互有所渗透。这两个故事都是被反复言说，或者被反复陈述的。而我想讲的故事跟它们有一定联系，但跟它们还不太一样。
首先，我发现五四除了“德先生”和“赛先生”之外，还有一个“莫姑娘”，英文里的“道德”“伦理”（moral）。这方面大家注意得不够，同时也一直被民主和科学这两个非常耀眼的概念所压抑和遮蔽。这位“莫姑娘”应该有被重新发现的价值。由此，我们来看五四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面相值得我们发掘，这是我想揭示的“五四的另一面”的解题。
第二个想法，理解五四，不应该把它仅仅局限在五四这一天。大家都熟知学生上街游行等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的政治抗议活动，我们往往把它理解为五四这一天，好像它就能代表五四运动的完整图景，但实际上，我认为五四的含义远远要比这个丰富得多。我们要理解五四，不能仅仅从这一天出发，甚至不能仅仅把五四前后的一两年作为我们解读五四的时间段。
我的一个基本的想法是，能不能把五四拉得长一点，把它看作一个长时段的、更加复杂的一场运动，甚至可以把它延续到晚清的变革，晚清的戊戌和新政，以及辛亥革命。再往后，可以延续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延续到国共之争导致的政治大变局。这是我想从“五四的另一面”来解读什么是五四的一个重新的考虑。
谈到从长时段来理解五四，我们就可以开掘出很多新的面相和想法。我们首先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五四以《新青年》这个杂志为主的和相关的一些知识分子，他们的身份到底是如何产生的？这些身份又跟当时的历史的状况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用时髦的话来说，也就是所谓的“身份认同”，他们的身份认同到底是什么？这些身份决定了五四的走向，同时也展示了五四本身的一些独特性质。
如果要谈到五四，或者五四时期的这些知识分子群体的身份，我们就必然要追溯到戊戌变法前后的年代。我的一个想法是，我们要看到五四，必须要先看晚清，要看晚清，有一个历史事件的节点非常重要，就是科举制度的崩溃。
科举制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一套官僚选拔系统，崩溃掉之后，它所产生的后果是什么？我们要了解五四本身的历史事件广义的深层原因，我觉得应该从所谓的后科举时代来进行理解。
为什么这么说？我前几年一直在写文章，为科举制辩护。我觉得科举制从官僚选拔的制度来说，它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制度。它优秀在什么地方？首先，它是一个非常良好的分层制度，比如你要考上秀才，你就可以成为农村里最有文化的阶层——士绅阶层。但是你不能离开农村，不能离开你的家乡。你要是考上举人，相当于当中层干部，可以当县官。如果你考上进士，可以进翰林院，当大学士，等等。这样，实际上是把人才相当精准地分布在了上中下三个层次，使官员安排的合理性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同时，这个官僚选拔制度又是上下不断流动的。你秀才考到 60 岁，都有可能考上举人，你就有当官的机会。但是如果你要是进士，是中央的官员，如果你要退休了，一定会回到家乡，因为你的祖居地和你的家人，你的所有宗族、家庭都在家乡，所以你往往退休要回到家乡。它是一个非常良性的体制，一个不断循环流动的机制。这个机制的产生就导致了官员选拔在某种意义上有一定的合理性。
我们再往下看，后来科举制度被废除之后导致什么后果？导致了学堂教育的产生。学堂教育（的）学生来源有三个。第一，我们现在所说的理工男，受理科教育的一批人。很多人成为地方官员的幕僚，给他们提供科技知识和辅助。还有一部分人是政法男，师范院校出身，到日本进修一年，学到很短期速成的政法知识之后，回来就进入政府部门。但是这批人的素质非常令人怀疑。因为到了日本，他可以不学日语，日本人专门有翻译，来学习所谓的速成的政法知识，学了一年回来之后就能当大官。所以这部分人的素质让人堪忧。第三是军事学堂里出来的学生。这批学生往往后来成为地方割据的军阀。第四，。很多留学欧美或者日本的一些学生回来之后，成了知识分子精英阶层中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大约这四部分人。
这四部分人的优点和劣势是什么？优点是接受了系统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训练。他们可能在很多专业的部门里，有很多广阔的作为。但是有一点，他们人文基本的素质和训练逐渐缺失掉，因为科举制终结了之后，整个人才教育和选拔体制有了相当大的变化。张之洞当年改科举的时候，不是要废科举，而是颠倒过来，把策问、中西、中外关系的那种知识放在第一场。我们知道原来八股文是第一场，他却把八股文放在最后一场，把策问放在第一场，实际上就是鼓励掌握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他们首先应该从这个渠道获取拥有这些知识的人，考试也以这个为标准。人文知识、传统知识逐渐地退居到第三场。到最后，废除科举之后，人文知识的这一块微弱到占的比例更加小。他们的训练基本上是这样的一套训练。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现代学堂的教育和后来大学的教育，不仅导致了专门化，而且导致了官僚选拔机能的丧失。大学的教育和学堂教育不是为选拔合适的官僚的身份，而是通过分散的职业训练，使知识和学问变成了跟政治相脱节的这样一个教育体系。
这个就导致了一个很大的后果，我觉得最严重的后果就是乡村士绅阶层的消失。秀才原本可以长期在地方，不仅从事私塾教育、书院教育、慈善事业、修桥铺路，从事各种各样的帮助地方社会社区服务的工作，同时他也是一种文化的象征。但是学堂教育的循环系统被打破之后，选官系统职能丧失之后，所有的学堂的学生都不愿意回到乡村，他们都是向城市集中。这样集中的后果是乡村大量出现空洞化的局面——乡村有文化象征意义的人物大量流失，导致了中国乡村的空心化。城市跟乡村的距离越拉越大，导致的知识状况的不合理和不平衡型，应该追溯到所谓的后科举时代。
这是第一个后果，我为什么要扯得这么远？因为它直接影响到了五四这个时期的知识阶层的身份状况。
第二个后果，我们知道五四也是一个整体的中国政治变革的组成部分。从戊戌变法到新政到辛亥革命，所有这样一个过程实际上都是寻求中国创建新的政治合法性和创建新的现代国家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知道有很多选择。在这个选择的过程中，也遭受了很多的挫折、失败和教训。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皇帝一旦打倒之后，清王朝灭亡之后，我们应该创建一个什么样的现代国家？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咱们现在对这个问题，好像认为理所当然。我们现在有自己的一套政治体制，但是在皇帝倒塌的那一刹那，我们实际上非常茫然。比如有各种选择。当时有可能采取联邦制，也有可能采取所谓的民族自决体制，民族自决就是各个地区独立成为一个个小的国家。还有一个可能性，回到清朝大一统民族的多元共同体的状态。所有这些设计都是在民国创建以后开始的一些尝试。
但是，明显的一个感觉是，这些尝试是不成功的。我们知道清末民初有南北之争，有清帝逊位，有孙中山和袁世凯之争，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各种党派之争，互相打来打去。但是政党之争的一个最大后果是什么？就是导致所有的这些上层的，我们习惯将之称为顶层设计的制度变革，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我们创建不起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民主的议政制度。在民国创建起来的十年之内，甚至不到十年，也就到 1919 年之前的大致七年时间，实际上已经有很多人对民国的现状不满，政局不满。一个最大的不满，我们到底创建一个什么样的合理的现代国家？没有一个答案，而且民国初年没有给一个非常满意的答案。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很多的反民国的言论。这种反民国的言论我们原来以为都是殉大清、保大清，对大清念念不忘的这种遗老遗少式的腐朽反动的言论。
但是，现在看起来不一定，比如我这本书里举了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梁漱溟的父亲梁济。梁济自杀，有人说你就是遗老遗少，殉大清，但梁济的遗书里说得非常清楚，他说我不是殉大清，我要是殉大清，清朝灭亡之后我立马自杀了。大清亡了之后我为什么不自杀？我为什么冷静观察民国，观察了数年之久？他说我认为我对民国的失望，在于民国缺乏一种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国性。这个政体缺乏一个灵魂，不是一种所谓的表面上的制度或者表面上的很多东西，是一个真正的民族的灵魂。称为国魂也好，国性也好，他认为缺了这个。而缺了这个，实际上国家根本没办法构架起来。他觉得如果缺乏国性，民初政局的混乱造成的局面还不如大清。
梁济代表了一批人对民国初年的看法，这时候有一大批人对民国失望，包括陈独秀。陈独秀是五四早期最著名的代表，他写了一篇《偶像破坏论》，说国家顶层设计不行了，国家是一个很糟糕的东西，我们能不能改造，从社会入手。这里，我要提到这本书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词，“社会”的出现。“社会”这个词出现得很早， 19 世纪 70 年代由日本人把“society”这个英语按汉语翻译成了“社会”，后来梁启超、康有为、严复都纷纷在 19 世纪 90 年代以后，把“社会”引进到了中国，使之变成一个非常突出的概念。
当然，我这本书不是从概念史的角度来理解社会，而是把社会看作当时的一个改革的平台和实体，把跟“国家”相对立起来的这样一个概念提出来。这也是从五四以后，“社会”成为一个关键词的最重要的理由。也就是五四之后，社会改造运动变成了一个主流。不是从上层的政治，不是从顶层设计，不是从政党政治来讨论中国的命运，来讨论中国的改革，而是从社会基层的改造这个角度来理解中国，把中国当作一个新的改革的对象，这是从五四以后慢慢形成的共识。
我这本书里提到，从后科举时代，到辛亥革命，到顶层的政党政治的失败，或者说失望，再到社会改造的开始出现，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流派，就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在 20 世纪初就已经出现了，包括刘师培等人写了很多文章，主张无政府。刘师培的基本观点就是，不管你是大清王朝，还是西方的民主政治，都是很糟糕的，都是一丘之貉，都是所谓的一帮官僚在上层唯利是图，为自己牟利的一套体系。所以我们要真正使中国变好，必须把这些东西全部打掉，我们换一个方式，从社会基层入手来，开始我们变革的步伐。这是刘师培和早期无政府主义的观点。
无政府主义这个观点在五四时期慢慢形成了非常大的风潮，包括我们知道出现了新村主义，出现了很多乌托邦式的设计，包括毛泽东，也在做公社试验，一群人集中在公社中，同吃同住同劳动，他想从社会改造里形成新的价值观，形成新的改造中国的一套途径。这套设计在后来逐渐受到质疑，就是因为其中有太多的乌托邦的性质，同时，这套东西跟我马上要提到的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区别越来越远。他们想象的设计和实际的运作方式之间有很大的距离。
所以，之后社会主义取代了无政府主义。同时，社会主义早期的人物很多都是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者，这两者之间实际上是密不可分的，但同时也有很大的差异。这是我想从我的这本书里梳理的脉络。
第二个脉络，我特别提出的是五四的个人主义。
个人主义实际上跟“莫姑娘”是很有关系的，我们个人在家庭，在家族伦理的网络里，应该占据什么位置？我们是要走出家庭，鼓吹个人自由呢？还是我们应该投入到某个新的组织里，重新把自己认同于这个组织呢？当时有很大的争论。但是，这个争论的出发点就在于个人是否能真正地作为一个个体而存在，作为个体被加以认识和认知？这是五四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我们看早期鲁迅的著作，早期胡适的著作，都是以个人为出发点，他们的一个基本前提是，个人不好，社会也不会好，社会不好，国家也不能好。你没有个人，就没有社会，没有国家，中国现代的这个国家的体系就创建不起来。但是这个基本的认知后来遭到了相当大的质疑，最后以悲剧的命运被消解掉。
我个人认为大致有两个原因。
第一，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以个人优先，或者把个人作为独立价值判断的这么一个基础。只有个别的作品如庄子《逍遥游》偶尔会提到个人自由，但是在以儒家为主体的社会组织中，个人没有独立的地位，他必须服从于整个家族和家庭的网络和更大的社会秩序。所谓宋明理学的基本脉络就是由个人推导到家国天下的脉络，个人只是出发点，但不可独立于任何的家国体系。你要谈个人，几乎就是不合法的，也是没有合理性的。
第二，中国的公私之间的界限非常不分明。我们知道从《礼记》来说，就是所谓的天下为公，包括孙中山的基本口号也是天下为公。“公”的合理性是理所应当的，是我们判断任何事情的前提。个人如果在天下和“公”里，强调个人和它们正当的对立关系，这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也是不能容忍和接受的。
但是，在五四最早的个人主义言论当中，如鲁迅和胡适，他们大胆提出来，个人能不能跟天下、“公”形成一个对立的、平行的，甚至可以不兼容的关系。但是他们的尝试最终失败了，最终失败的原因就是公私之间的界限在中国整个的体系脉络里就是无法区分的。“公”可能就是私的代表，但“私”实际上是变成了“公”的一个部分，融入其中，来体现自身的价值。
这是五四以来力求冲破网罗的最大尝试，但是这个尝试失败了。一个是传统的因素没有，导致它缺乏传统根基。第二个原因，公私的，或者个人的位置，往往是在跟家国天下的互动中来确立的。最大的原因是中国不断受到西方的侵略、入侵、干扰、改造，在这个过程中，你个人必须在应对外来的所有因素中保持着一个持续的奋斗姿态。所以有人说救亡往往是最重要的，我们任何人，如果要把国家的利益，把抵抗外来侵略的利益放在私人的利益之外，或者把个人放在这样一个姿态之上，就没有合法性。私人到最后变成了一个肮脏的、自私自利的、带有很强烈负面价值的导向性的评价。而且到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侵略中国之后，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而且个人主义被压抑到相当狭小的范围之内，最后慢慢趋于消失。
我想，这可能是五四时期我们最值得惋惜的，而且也最值得把它重新挖掘出来、重新加以哀悼和致敬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我在这本书里，用了一章的篇幅详细梳理了这个过程，而且把我的基本态度表达得非常明显，可以说是坚决吧。
全书最后一章谈到了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在整个五四前后的过程中，逐渐由它们的萌生、发展，到最后逐渐消失，最后取代它们的是什么？取代它们的是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我们往往把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很僵化地理解为就是一种理所当然的运动，好像就是社会主义战胜了所有的这些思潮之后，自然地变成一个必然性历史的大趋势。我觉得这个事情远为复杂。
最后一章里，涉及一个以毛泽东为首的这些新型的知识分子，他们如何接受了五四的遗产，同时对之加以改造的过程。
我这里面有一个基本的框架，就是把五四看作一个中心和边缘的相互互动和相互斗争的框架。中心，是以陈独秀为首的这批北大的精英，和胡适为首的这批海归，占据着最充分的帝都的文化资源。他们这批人可以呼风唤雨，对五四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对五四的社会改造运动，他们有高度的话语权。
但是有一点，还有五四边缘的一批人，以毛泽东为首的边缘群体，他们进入不了五四的核心地带，所以他们就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调动地方的文化资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社会改造和社会组织的方式，这是与以北京为中心的五四核心圈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方式。
当然，有人说了，毛泽东当时是北大的图书管理员，他从个人感情上就对北大的教授们对他的边缘化感到不满。但我觉得这都是一些表面现象。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毛泽东意识到了不仅仅要从像北京这样的核心城市地带来发动改造运动，还应该以各个京外地区为中心。社会不是孤立的、不是抽象的，应该把它落实到一个非常具体的地方层面上，这个地区就是湖南。
我们知道社会组织是需要由人群来构造的，这一人群就是由湖南一师为认同点的这样一套机制。我们知道，新民学会基本是由湖南一师的人发起的，其中包括了蔡和森等人。这批人通过一种社会组织和社会改造方式，对北京核心区，以大学为体制的这样一种五四的话语，构成了很大的冲击，而且跟前者有很大的区别。
这是我这本书里最后一章在这方面做的一些分析。还有一个毛泽东比较最重要的思想遗产，是他充分利用了湖南本地，在近代以来的湖湘传统，我们知道，湖南是个非常特殊的地方，湖南当时在咸同以前是默默无闻的，甚至很难有人考上科举。但是通过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之后，形成了所谓的“督抚半天下，都是湖南人”，而且很多督抚是布衣出身，虽然没有很高的科举职位，但是位居人臣，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历史现象。对于这个独特历史现象，有很多的研究，其中有个很重要的研究认为，他们秉承了非常重要的湖湘传统——对军事、政治准确的判断和他们严密的、非常具有地方特色的组织形式。从曾国藩、左宗棠，一直到后来许许多多的督抚，都有这样的特点。
所以，毛泽东后来在这个层次上，特别继承了湖湘传统中对政治的敏感度和对一些社会改造的基本资源的把握。由于时间和精力所限，这章我没有展开，其实还有很多可以发掘的地方。但我基本的思路已经提出来了，比如湖湘的地方资源是不是构成了一些地方的变革的传统，使得社会改造运动更加具体化，构成了一个非常独特的五四时期的社会改造的一些资源？这是最后一章里所展示的跟以往不同的面相。
最后，我这本书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跟以往的五四研究有所区别。以往把五四当作一场政治运动，或者仅仅把它作为一个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我觉得都是不够的。应该把五四放在一个长线的历史脉络里，分别展示出它不同的面相。这些不同的面相，把五四跟后科举时代——往前可以追溯到后科举时代，往后可以追溯到社会改造运动——这些不同的对中国历史和政治有非常大影响的一些因素结合起来，从而把对于五四的整个解读复杂化，使它形成一个比较具有立体感的形象。
题图为电视剧《恰同学少年》剧照，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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