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起“神童”，大家总会和“天才”，“聪明”联系在一起。谁家孩子如果是个“神童”，那可是件了不起的事情。
那么，如果“神童”扎堆在一起，接受专门的培训，会怎样？
【今日由头】1978年3月9日，中科大“少年班”正式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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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10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方毅收到了一封长达10页的信。
写信的人，是江西冶金学院的教师倪霖。
这是一封向总理反映情况的信，却不是喊冤叫苦，而是一封推荐信——向总理推荐江西赣州的一名13岁的天才少年。
按倪老师所说，那名少年虽然出生在赣州一个普通家庭，连幼儿园也没上过，却从小表现出了惊人的天赋：
2岁半会背30多首诗词，4岁会写400多个汉字，5岁开始在家乱翻大人的书，翻中医书就会开药方，看围棋书就能和大人对弈，还能授子，看唐诗宋词就会吟诗作对……
等孩子长到9岁的时候，他的父亲终于意识到自己的儿子可能智力有些超常，而倪霖正是这孩子父亲的朋友，于是代为写信，向总理举荐。
方毅。曾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11月3日，中国科技大学收到了方毅副总理的一封信——其实就是转的倪霖的那封信。不过信上有方毅对那位被举荐的“神童”的批示：
“如属实，应破格收入大学学习。”
那个神童的名字，叫宁铂。
而推荐宁铂的倪霖当时未必知道，自己的一封推荐信为何会被国家副总理如此重视。
因为，这封信恰恰和当时国家国家领导人的一个想法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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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想法，最初源于李政道。
1974年5月，已经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到中国访问，看到当时全国高考已经全面废除，中国的人才培养已经陷入停滞阶段。有没有可能小范围尽快培养一批尖子人才？李政道出于这个想法，通过周恩来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建议：
“能否参照培训芭蕾舞演员的办法，从全国选拔一批有天赋、有条件培养的13、4岁少年，直接送到大学里去培训。”
而培养这批人才的目的，是建立一支“少而精的基础科学工作队伍”。
李政道，籍贯江苏，生于上海。1957年，他与杨振宁一起，因发现弱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毛泽东当时是同意的，但因为各种原因，这件事并没有实现。
1976年，“文革”结束，拨乱反正，百废待兴。中国的教育经过十年动乱已经满目疮痍，如何能在尽快的时间内恢复高层次高素质的人才培养？李政道当年的那个提议，又摆到了国家领导人的案头。
恰在此时，方毅副总理收到了倪霖的那封来信。
当初的设想，终于开始转换为行动。
很快，两位中科大的老师就来到了宁铂就读的赣州八中，找到了当时已经跳级读到高二的宁铂，当场进行数学考试。一起考试的还有另外三名“神童”。满分100分的试卷，宁铂并没有得第一，而是以67分排第二，第一名有80多分。
后来宁铂自己回忆，当时他也不知道为什么第一名没有被录取——也有可能他是所有人中年龄最小的一个。
随后，通过考核的宁铂受到了方毅副总理的接见，两人当场摆开围棋盘开始对弈，媒体拍下了这样一张照片：宁铂气定神闲，方副总理苦思冥想。
宁铂连胜两局。
报道一经公布，全国轰动，宁铂甚至有了“中国第一神童”之名。
而借宁铂选拔之机，一整套“天才少年”的筛选机制开始启动。
经过几个月的筹备，1978年3月8日这天，在中国科技大学的礼堂，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开学典礼。
之所以特殊，倒不是因为这个季节并不是传统的学校开学季，而是坐在位子上的那21个即将跨入大学校园的大学生，都是才13、4岁左右、稚气未脱的孩子。
在那动乱结束，百废待兴的年代，能够读大学，是千千万万中国年轻人的梦想——在那个时候，大学生是真正意义上的“天之骄子”。
而眼前这群原本应该还在学校戴红领巾的孩子，即将进入大学生活。
他们是从全国各地通过选拔之后集结的“神童”——当然，其中也包括宁铂。
1978年3月9日，这群“天才少年”正式开始了大学的学习生涯。
而他们的这个集体，有一个后来影响深远的名字：
“少年班”。
第一届中科大“少年班”部分学生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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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夜之间，“中科大少年班”成了全国人民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
而宁铂，是热门话题中的焦点。
很多经历过“文革”后渐渐意识到自己这一辈子可能已被耽误的家长，把所有“知识改变命运”的期望寄托在了自己的下一代身上，而13岁就能考上中科大的宁铂，成为了万千家长指给孩子的榜样。
“看看人家宁铂！”这是当时很多父母对自己孩子说的一句话。
而确实也有不少受到宁铂激励，考进中科大少年班的孩子。
比如当时才12岁的山西孩子张亚勤，从《光明日报》上看到了关于宁铂的报道，就暗自立誓也要考入中科大少年班。他花两个月修完了高中数学课程并进入了高中的“尖子班”，然后在6个月后如愿考入了“少年班”。
进班之后，张亚勤发现自己的不少同学都是看到宁铂的报道后受到鼓励考进来的。而另一方面，张亚勤也发现，虽然在自己的学校“傲视群雄”，但进了中科大的“少年班”，自己却成了班上成绩拖后腿的人。
因为能进入中科大少年班的，确实都是“人中龙凤”。
比如同班的14岁初中生申喻，在初中就参加高中的数学竞赛，在提前1小时交卷的情况下依旧拿到了第一名。
又比如同班的小学五年级学生谢彦波，当时才11岁，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大学生”。然而他小学三年级就自学完了初中数学，四年级自学完了高中数理化，五年级开始钻研解析几何和微积分，中科大的老师对他面试评估后，发现他的数学水平相当于大一学生。
谢彦波站在板凳上讲解题目
1979年，28岁的朱源到“少年班”当班主任，问班上的“数学学习兴趣小组”同学有没有学过“复变函数”，那些13、4岁的少年大多说自学过一点。
“复变函数”其实是这个班一年之后的一门课程。朱源想做个试验，于是让5名“少年班”的孩子去参加当时78级中科院本科生的“复变函数”考试，结果其中有2人拿了100分，1人98分，1人87分，1人64分。
朱源说，考过85分，这门课其实已经可以免修了。
1978年3月18日，意义重大的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经历过十年浩劫的中国人，都从内心渴望能够尽快恢复生产，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把丢失的十年给补回来。而邓小平在开幕式上的讲话，也是指明了方向：
“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
会议进行到第三天，新华社记者张石畏、宣奉华在《人民日报》上刊发了关于少年班的专题报道，题目是：《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的豪迈誓言：我们要跑步奔向祖国的未来》。而有人称这群少年是“知识荒原上的少年突击队”。
在“早出人才，快出人才”的口号感召下，中科大的“少年班”无疑成了一个标杆，也成了各路媒体关注的焦点。一时之间，中科大的校园里出现了大量媒体记者，大家都希望能更多了解这个“少年班”。
张亚勤还记得当时母亲对他的告诫：
“你只是个普通孩子，不是什么‘神童’，被记者过多报道，被人过多谈论，只会给你带来压力。”
3月31日，全国科学大会闭幕，时任中国科学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做了闭幕讲话，最后一句被人广为传播：
“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大家都从心底里期盼生机勃勃的春天尽快到来。
然而，春天能给人带来希望，却也会气温不稳定，还会让一些人过敏，甚至感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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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铂成名最早，名气最大，他的问题也爆发得最明显，最有代表性。
首先一个问题，是媒体的过分关注。
由于宁铂是第一届中科大“少年班”中的标志性人物，所以受到的关注自然也是最多。宁铂后来自己回忆：
“当时在很多场合，人们要求我七步成诗，但我只是个不谙世事的孩子，所以痛苦充溢着我的内心，那些年我就是在压抑自己的个性中度过的。”
但事实上，在媒体的赞誉和关注之下，宁铂自己也慢慢迷失了自己的定位。
当时著名的数学家张广厚到“少年班”来上课，很多同学都去问他要签名，但宁铂却坐在那边不动，原因是：“他居然不认识我。”
其次，是青春期的问题。
“少年班”的同学大都是13、4岁进的班，恰逢青春期前后，尽管他们一个个在智力上发育超常，但在心理健康方面却并无异于常人。
宁铂其实很早就进入了青春期，一个明显标志就是对异性开始特别关注。但由于“少年班”差不多是10:1的男女比例，而他自己也貌不出众，所以一直无法获得异性的关注。而另一方面，在那个时代，这个年纪在普通学校谈恋爱都属于“早恋”，更何况在“肩负全国人民希望”的“少年班”？
“少年班”的孩子们在讨论功课
而即便抛开情感问题，在生活方面，他们也真的还只是少年。
从那一届的班主任汪迪惠老师回忆来看，当“少年班”的班主任，真有点当“妈”的感觉：每天早上要帮孩子们冲好奶粉，剥好鸡蛋，晚上要帮他们查是否关灯，是否踢被子。
这群能够解答无数成年人都无法解答的数理化难题的孩子，在心理上却依旧是稚气未脱的少年，他们在远离父母之后进入寄宿制生活，又肩负着全国人民的“重托”，确实需要在学业之外有更多的生活上的关心，以及心理上的辅导和疏导。
当然，即便聚焦到“学习”，孩子们也并非没有烦恼。
宁铂又成了代表性的一个例子。
在第一届“少年班”入学满一年后，到了他们正式挑选自己专业的时候了。宁铂最喜欢的是天文学，而中科大并没有这个专业，南京大学有。宁铂就找到了班主任汪迪惠老师，提出希望转校的想法。
汪迪惠将宁铂的报告交给了教务处长，而教务处长驳回了这份报告，原话是：
“既来之，则安之。”
汪迪惠老师后来自己揣测，当时可能也有一个原因：学校不愿意放走这个名人。
转学失败的宁铂最终只能选择自己并不擅长也不喜欢的理论物理专业。他曾经说过，如果当初中科大老师来赣州八中面试物理的话，他肯定不会被选上。
自此以后，宁铂似乎变得更沉默了。他理了板寸头，变得越来越不愿意和同学交流，就连拍集体照的时候，也都是最后一个出现，且拍照时往往会低着头，甚至躲到别人的背后。宁铂的兴趣似乎更集中在了神秘的星相学、宗教和气功这些方面，用他同学的话来说：“当时他的专业成绩在班上已经不拔尖了。”
“少年班”的孩子们在听教授讲课，左二为宁铂
一转眼，六年过去了。
1984年，邓小平接见华裔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丁肇中，话题之间，就聊到了中科大的“少年班”。
邓小平介绍了有关方面汇报给他的成果：
在前三届“少年班”的学生中，70%读了研究生，其中有16岁就获博士学位的。
丁肇中由衷感叹：
“这在国外是少见的。”
然而，在“整体可喜”的基本面下，依旧还是有不同的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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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宁铂，他就没有读研究生。
按宁铂自己的说法，当时有点“憋一口气”：
“同学们不是读研就是出国留学，我就想证明，不走这两条路，一样能够成材。”
1982年，17岁的宁铂中科大本科毕业，没有选择继续读研，而是直接留校任教——“全国最年轻的大学老师”新闻再次引发全国关注。
但是，“研究生学历”一直是困扰宁铂的一个问题。
也就是在1982年这一年，宁铂在师长和朋友的劝解下报考研究生，但报名后就放弃了考试；第二次，他报名后完成了体检，但随后放弃；第三次，他报名，体检，领取准考证，但在进入考场前选择了放弃。
按宁铂自己的话来说，他是想证明“不考研究生也能成功，才是真正的神童”。
而按他的老师汪迪惠和其他一些人的看法，“他只是过分地惧怕失败，因为他总是被反复告知：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宁铂
如果说宁铂不愿意考研究生还多少让人可以理解的话，那么他接下来的一系列选择，却出乎不少人的意料了。
1988年，宁铂经人介绍，与一位叫程陆华的女士结婚，育有一子。婚后的生活似乎不太和谐，据他的好友透露，夫妻两人在孩子教育上有分歧：宁铂反对对孩子“过度教育”，但妻子认为宁铂对“过度教育”的定义有些矫枉过正。
为此，宁铂曾经离家出走，最远到达过海南岛。
1998年，他作为当年第一届中科大“少年班”的代表，出现在崔永元主持的央视《实话实说》节目中。在这一期节目中，宁铂的情绪显得有些激动，频频抢过话筒打断主持人的发言。而宁铂的观点集中在一点：
“有些人，在没有我这种人生体验的情况下，把我作为一个特定的人在特定环境下的一些经验，无限制地推广出去……这就要害死人了。”
台上的宁铂情绪激动，台下的观众笑声不断。
宁铂当年在“实话实说”节目中
2002年，37岁的宁铂看破红尘，前往五台山出家，但很快被学校领了回去。但一年之后，他成功了，在离南昌不远的某个寺庙出家。
而当初和他一起被媒体频繁曝光的几个同学，后来的生活也不能算是太顺利。
当年11岁的谢彦波是那一届“少年班”中最小的那个，也是物理天赋最突出的一个。当年进“少年班”后有一次热力学考试，大家都觉得很难，但之前一直没有复习过的谢彦波考了98分，大家问他不复习为什么就能考那么好，他的回答是：“上课时听听就行了。”
谢彦波15岁攻读硕士，18岁跟随当时的中科院副院长周光召读博士，但却在修学中途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去读了博士。按照汪迪惠的话来说，“他与导师的关系没处好。”
在普林斯顿大学，谢彦波的导师是197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之一菲利普·安德森，但因为各种原因，谢彦波还是没修完这个博士学位就回国了。谢彦波的说法是：“我的论文不讨他（安德森）喜欢，写的是他的理论不对。”而在他们那个圈子里，谢彦波和导师关系不睦，已不是一个秘密。
回国后的谢彦波凭硕士学位成为了中科大的近代物理系的一名教师，结婚，分房，开始了自己普通的生活。
相比之下，他当年的“少年班”同学干政的运气似乎更差一些。
干政同样也是一个物理天才，而他和谢彦波求学的轨迹很相似，他也去了普林斯顿大学，也读的是理论物理的博士，但也因为和导师关系不佳而中途回国。
回国后，中科大曾想聘任干政任教，但干政拒绝了，他不信自己找不到工作。但几年后，找工作不顺利的干政主动找到了中科大表达了想任教的愿望，但因为中科大政策已经修改，必须要博士学位才能任教，所以拒绝了他。
干政之后就似乎失去了消息，有同学称他与母亲住在一间房内，足不出户，似乎还有了精神方面的疾病。
少年不识愁滋味，尝尽烟火已中年。
6
2018年3月5日，国际知名学术期刊《自然》刊登了两篇重要文章。
曹原
而曹原还有另外一个标签：“少年班”。
2010年，14岁的曹原以高考理科669分的成绩，考入了中科大“少年班”。
2018年，是中科大“少年班”创办40周年。
这40年来，关于这种办班模式的争议，从没有中断过。
在批评的声音中，以全国九届、十届政协委员，第八届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国际导航与运动控制科学院院士，中南大学教授、博导蔡自兴的观点为代表。
蔡自兴在1999年、2000年、2002年、2006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提交了四篇关于“超前教育”的提案和大会发言，认为应该“废止少年班”，但不反对少年上大学。他觉得“少年班”不利于少年的身心健康成长，给学校和社会造成人力、财力的巨大浪费。
但同时，蔡自兴也承认，“少年班”的出现有积极的一面：在“文革”刚刚结束时，大学办了“少年班”，招收那些高分的少年神童上大学，它与恢复高考等举措一起，对于“拨乱反正”，消除“白卷英雄”和读书无用论的负面影响，对于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氛围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争议声中，“少年班”这种培养模式，并没有因为宁铂这几个引人感慨的事例而中断。事实上，继中科大之后，华中科技大学、西安交大等高校都陆续开办了“少年班”。
在2008年中科大“少年班”创办30周年之际，曾经有过这样一份数据：
30年来，少年班共招收31期学生总计1220人，已毕业1027人，其中935人考取研究生，占91%。前16届毕业生（1983-1998年）共590人，64%获得博士学位，26.9%获得硕士学位。据不完全统计，他们中约20%选择学术研究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有93人拥有国内教授、副教授职称和国外终身教职，许多人已成为国际著名科学家；有超过70%的少年班毕业生活跃在海内外经济、IT、金融、制造等领域，其中在世界500强企业任职的约35%。
有一些名字，我们或许也比较熟悉：
郭元林，中科大“少年班”78级，曾担任过清华紫光集团总裁；
马东敏，中科大“少年班”85级，现为“百度”董事长特别助理，她丈夫的名字叫李彦宏；
庄小威，中科大“少年班”85级，入校后创造了“理论力学”、“电动力学”、“量子力学”、“统计力学”四大力学专业课都考满分的纪录，至今无人打破。现为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哈佛大学化学与化学生物、物理学双聘教授；
朱长虹，中科大“少年班”85级，曾担任中国外管局储备管理司首席投资长；
杜江峰，中科大“少年班”85级，201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中科大副校长；
尹希，中科大“少年班”96级，现任哈佛大学物理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弦理论。
……
像这样的名字，还可以列举出很多——我觉得如果评判的维度不同，成就高于上述列名者的有很多。
当然，在这些人中，最常被人提及，且经常被第一个提及的，是当初觉得成绩拖了班级后腿的张亚勤，他后来先后担任过微软（中国）的董事长、微软公司全球资深总裁，百度总裁。
张亚勤
曾有人说，张亚勤后来的路之所以走得比较顺，有一个重要原因：
“他当初不太受关注。”
7
在中科大，有一个“少年班”的校史陈列馆。
张亚勤这些人的名字被放在了醒目位置，名字后面是一连串的头衔和职务。
而当初全国家喻户晓的那几位“明星”：宁铂、谢彦波他们，他们的介绍是：“少年班同学”。
2018年，“红星新闻”采访到了宁铂。据报道，宁铂虽然还在钻研佛学，但已经还俗，还考了一个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的执照。
“（我现在）还不错，可以做自己心甘情愿做的事情。”
馒头说
忽然想说说我大学读的这个班。
熟悉我的读者知道，我读的这个班，叫“文科基地班”（另一个班叫“理科基地班”）。这个班当然和“少年班”不能比，但和普通的大学班级也有那么一点点不同。
比如这个班当年是由复旦自己提前出卷招生的，考过者可以不用参加高考提前录取进校读书；比如我们可以从大三开始就可以直研（限文史哲三个系，不过之前说的是本硕博连读一共只需要7年）；比如我们要文、史、哲三门皆修，而给我们上课的老师也大多是三个系的博导……等等。
我们这个班，当初也有一些其他的名称，比如“连读班”，“尖子班”，甚至有戏谑称为“大师班”（我不是因此叫“馒头大师”的啊）。但必须要再次强调，我和我的同学们只是“对文科相对更感兴趣的人”而已，绝非“少年班”里的天才，但如果说我们这个班和“少年班”有那么一点点类似的话，那么就是：
我们的班，都是有点“试验”的性质。
那么，作为试验的结果呢？如果用一些人的眼光来看，我们的班可能是失败的吧。
就拿我们班来说吧，当初34个人，有7个人没有选择直研而出来工作了（我就是七分之一，后来再读的其他专业的硕士），而即便不少同学研究生毕业，也并没有留校从事相关的学术研究工作，而是奔向了各行各业，有些行业还算接近，比如媒体，比如高校行政，比如中学老师，而有些比较遥远，比如IBM，比如一些偏市场销售的外企。最有代表性的可能是我们班的班长，大学四年平均绩点是3.97（满分4），傲视群雄，毕业后进了某著名会计师事务所做了审计……
但是，我却一直觉得我们这个班，包括这个“基地班”设计，挺好的。
还是拿我们这个班来说吧。首先，我们这个班应该真的还是培养出大师的，当然不是我，是我寝室斜对面下铺的同学，他潜心学术，一路从本科读到博士，然后成为复旦中文系最年轻的正教授，现在已经是中国古文字领域的著名学者了。
其次，即便走向社会，虽然不敢说个个都是顶尖，但我的同学们在各行各业已经绝对称得上是“中流砥柱”了。他们中有著名的作家（不是我），有市重点高中的青年骨干语文教师，有各个企业的管理层人员，有政府机关单位的精英骨干。就拿我原先供职的报业集团来说，有不少我的师兄弟姐妹在其间工作，“基地班毕业的”已经成为一块招牌，有口皆碑。至于我们的班长，现在已经自己创业了，是圈内颇有名气的少儿教育专家（她确实把自己的儿子培养得非常棒）。
拉拉杂杂说这些，是因为对“少年班”的故事，也确实有一些感触。
我个人对“少年班”这样的培训模式观点是：可以继续，但不必推广。
首先，考虑到当初那个年代的时代背景，成立这个班的初衷和愿望，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
而中科大的“少年班”一路走来，当然有很多经验和教训，但这个班最初本身就带有“试验”的性质，“试验”就要能容错，要给改进的机会。如今，41年过去了，“少年班”依然存在，我相信他们在很多环节上应该已经完善了许多，也周到了许多。
其实我想大家都应该同意：对一个人“成功”的评判标准绝不应该是单一的。那么放到“少年班”培养的人才来看，我觉得也应该适用这个标准——并非一个班一定要出几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这种办班模式才能算是成功吧？更何况，从“少年班”提供的数据来看，从留校人才情况和在各行各业的工作情况来看，我觉得应该还是合格的。
即便是宁铂，谢亚波，他们又有什么问题吗？或追寻自己希望的生活，或继续教书育人，都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他们并不应该被扣上“失败”的帽子，他们只是没有活成很多人想象的或希望的样子而已。
最后不说“少年班”了，还是回到我们这个“文基班”。
就在今年过年前，我们班搞了一次小聚会，因为方家驹老师想和我们聚一聚。
方家驹老师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复旦“文科基地班”体系的“大管家”——这也是我们后来才知道的，因为他并不教我们课。当年正是他不辞辛劳地四处奔忙，每个学期去帮我们联系各个系的老师，打通各个学科，选课目，排课表，联络各种讲座。
如今，方老师80岁了，早退休了。他这几年很想知道我们这几届“基地班”的同学都怎么样了。哦，顺带说一句，我们复旦的“基地班”从1995年开始办，到2003年左右就因为各种原因，被永久取消了。
那天聚餐，方老师被推坐到主位，然后参加聚餐的同学，一个个向他汇报近况。
方老师饶有兴致地听完我们的汇报，说：
“谢谢你们邀请我，然后告诉我你们现在在做什么。我听了非常欣慰。我知道，有些同学不愿意来参加聚会了，或者有些同学不愿意和我说TA现在在干什么，可能有点害羞。但是真的没必要。我觉得你们今天从事的每一份职业，都是让我非常高兴，非常满意的，非常欣慰的。
因为，基地班把你们都培养成了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是啊，至少对我们这些平凡普通人而言，不愧自己，不负家人，不给社会添乱，乃至对社会有用，不是就挺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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